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，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在各自的市场分工中形成了份额垄断，关于垄断的质疑也屡见报端。在乐清滴滴顺风车事件中，很多人认为滴滴的垄断导致了企业漠视安全义务，因而主张破除垄断才是解决问题之道。但是，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、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，“垄断”的帽子，不能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天花板。

　　如果撇开个案，通过大数据分析就会发现，大公司的房子、食品，质量相对好于小公司。所以，问题不在垄断，而在监管与监督，对垄断企业要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。而事实上，对大公司的监管成本更低，监管1个打车软件远比监管100个难度要小。

　　消费者欢迎竞争型垄断

　　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垄断，源于技术、效率的进步，是“垄而不断”。例如，Uber打车通过海量的数据调度和有效的互评机制，占据了在线打车的主要份额。这种基于技术和效率优势的竞争型垄断，并没有断绝其他竞争者的竞争机会。竞争型垄断一旦丧失技术领先性，将很快被打破。当年，诺基亚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连续14年销量全球第一；但是，2007年苹果手机通过智能化模式换道超车，迅速终结了诺基亚的垄断地位，形成独霸天下的局面；未来，苹果的垄断地位也有可能被华为等打破。诺基亚、苹果各领风骚数十年，并没有阻碍技术的创新，没有影响用户体验。

　　消费者真正担心的，是非竞争型的“先断再垄”，即断绝其他商业主体竞争机会的禁入型垄断。如银行业、通信业凭借市场准入门槛形成垄断，利润丰厚而缺乏创新动力。银行业垄断导致效率低下，小额储户很难获得优质服务。与之相比，支付宝在移动支付领域已占据主流，但这种竞争型垄断采用了市场化营销法：向消费者赠送代金券、现金红包，奖励金可积累可分享给好友等，大大提高了金融效率。根据2017年《中国互联网经济白皮书》，中国互联网新应用和服务的普及速度快，移动支付总额已超过美国70倍。

　　对多数消费者而言，竞争型垄断会提高生活效率。微信虽然形成了垄断，但是我们一键操作即可与绝大多数朋友聊天，而不用再繁琐地切换聊天软件、寻找不同的朋友。这种竞争性垄断随时处在更新、进步压力之中，因为一旦微信的用户体验不能满足用户要求，其他聊天软件就会迅速占领市场。

　　互联网时代的垄断与工业时代不同

　　在工业时代，垄断阻碍了企业间的竞争，降低了生产效率。然而，时过境迁，在互联网时代，竞争型垄断反而是企业能力的体现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。一方面，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经济业态，要求规模效益，即市场份额越大成本越低。一个用100万元成本搭建的平台，如果只有1个用户，则每个用户的成本是100万元；如果有100万用户，则每个用户的成本只有1元。因此，互联网降低经营成本的逻辑为：用户越多效益越高。另一方面，互联网企业垄断后会形成大数据，如果合理利用，有利于预测社会需要，减少无谓的供给。不论是搜索引擎、电商平台，还是物流快递、打车软件，大数据已经成为加速产业效率的重要工具。数据量越大、分析越准确，对市场需要的预判就越精准，就越能提高经济效率。

　　可以说，数字经济天然是垄断经济，互联网产业通向的就是一条垄断之路。平台越大，信息越多，效益越高。不难发现，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，多是垄断性企业。Google、Facebook、Amazon等，无一例外都具有垄断性地位。

　　我国应站在全球竞争的角度审视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

　　在数字经济时代，垄断恰是大国的核心竞争力。美国也有反垄断法，但在实践中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很少拿垄断说事。美国政府在判断反垄断时，总会综合考量国家利益、经济效率、技术创新等因素。2000年6月，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托马斯·杰克逊作出“微软公司违反垄断法，应一分为二”的判决，但被上诉法院驳回，明显体现出“技术创新无垄断”的司法态度。1996年12月，波音公司宣布兼并世界航空制造业排名第三的麦道公司，美国反垄断当局无视波音的垄断地位而批准并购案，主要是因为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市场份额大幅扩张，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支持波音公司形成竞争优势，这明显表达出“国家利益需要垄断”的政府立场。同样，日本《反垄断法》也充分体现出与国家宏观政策相一致的思路。二战后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，反垄断法只是象征性立法，并未制裁规模庞大、力量集中的大企业。进而，丰田、东芝等巨无霸企业通过规模效益占领了全球市场。

　　中国互联网行业正蓬勃而生，应当借鉴美日经验，在反垄断政策上走实用主义路线。中国互联网企业壮大、实现国际化的优势在于：中国庞大的网民基数，显著提升了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效益。反观欧洲等人口小国，由于缺乏人口红利，互联网企业难以形成垄断，也就缺乏国际竞争力。可见，如果合理利用规模优势，将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产生重大战略意义。因此，数字经济下的反垄断，对中国尤其不利，中国切莫陷入西方中小国家反垄断的陷阱。

　　政府对竞争型垄断应秉持“让子弹飞一会”的策略

　　21世纪，中国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迅速，数据经济的质量和规模，成功换道超车甩开了欧洲、日本等国，和美国一并站在产业的最前沿，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都位于中美就是最好的明证。面对数字经济中的竞争性垄断，政府要继续坚持“守夜人”的角色，只要做好底线监管即可。在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基本权益问题上，确立严格的红线规则以防店大欺客，对其他问题如市场份额、服务质量等，尽可能让市场实现优胜劣汰。同时，政府应当实行“放大扶小”的策略，放手让大企业自由发展，扶持中小企业的创业者，扩大下一轮BAT替代者的成长空间，让垄断企业的备胎随时有翻盘、超越的机会，使独角兽企业时时感受到竞争压力。

　　数字经济是国运之争

　　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竞争方式。在工业时代，国土狭小的日本通过资本输出、海外工厂，创造了一个“海外日本”的奇迹。今天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，得数据者得天下。在领土扩张不现实、资本输出不顺畅的今天，中国唯有凭借网络软实力和数据体量优势，创造一个数字帝国，实现“中国数据服务世界，世界数据服务中国”的局面，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柔软方式。事实上，一旦中国电商“全球买、全球卖”的战略达成，就等于实现了全球的数据垄断，全世界的商品、金融和个人的信息，都将储存在中国企业的数据库中。“向中国索要数据”的经济格局一旦形成，将是中国首次不战而胜、引领全球经济的机会。

　　总之，纵观经济发展，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。今天必须承认的是，数字经济与垄断具有天然亲和力。垄断的正当性需要重新被审视，禁入型垄断阻碍了充分竞争，而竞争型垄断提高了社会效率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竞争型垄断地位是“效率性的证明”，特别是在方兴未艾的互联网行业，竞争型垄断无疑是高市场绩效的结果，明显提高了社会效率。批评互联网企业形成垄断的观点，无疑是在用工业时代的旧思维审视互联网时代的新现实。这一观点可以是人口、经济规模小的国家阻击中国发展的政治借口，却不应是中国互联网企业谋取全球领导力过程中的法律障碍。